草原文化遗产
草原文化
 来源:内蒙新闻网 时间:2013-07-17 10:53 点击:761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中华大地疆域辽阔。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共存并行,互为补充,为中华文明的演进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中华民族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北方草原(今之蒙古草原)、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版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北方草原。本文的分析以北方草原为研究对象。

  草原文化以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为主体,在北方草原,即是以主要发源于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突厥、回纥(回鹘)、维吾尔、黠嘎斯(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系,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至大兴安岭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系,主要发源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等三大族系的草原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总体,即北方草原的“原生文化”;包括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西域民族、藏族及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民族交往中,特别是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王朝后创造的“次生文化”;还包括自古以来生活在北方草原、却并非游牧民族的人们创造的“共生文化”。

  一、华夏万古溯根源——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之一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即以中原和西北、华北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以南方水田农业为基础的长江文化,以北方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当远古的华夏先祖荜路蓝缕,在中原和南方撒下中华文明的种籽的时候,在广袤的蒙古高原,草原文化最初的开拓者也走出蛮荒,迎来了文明的晨曦。

  (一)呼和浩特的“大窑文化”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名城,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在数十万年前,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先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作为远古文明奇葩的“大窑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人类历史的帷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从距今3.5万年左右的旧时器时代晚期的“河套文化”,提前到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而有力地证明呼和浩特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窑文化”遗址是呼和浩特市东郊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东北33公里处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方向30公里处的榆林乡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经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长期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大型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碴口锋利,是打制石器的绝好材料。山腰以下则是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古迹显露出来。这里的黄土层形成于五个不同地质年代,经历了从40~50万年前到距今1~2万年前的漫长岁月,记载着整个石器时代极为丰富的历史。

  经长期的发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黄土层中出土多达几千件各类石器、石片和动物化石,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有着强烈的北方地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黄土层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灰烬遗迹和远古哺乳动物肿骨鹿化石。据科学测定,这个肿骨鹿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肿骨鹿相同。肿骨鹿是我国华北中更新世中期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中的主要代表。从而证实,“大窑文化”遗址的时代,为距今40~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中期,相当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时期。这就说明,早在那个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世世代代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随着岁月流逝,在这块约2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遗迹琳琅满目,祖先打凿过的石块,堆积很厚的碎片、石渣,漫山遍野,俯拾皆是,使这里成为国内外至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多的石器制造场。1979年,文化部把这一石器制造场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并确认为目前已知的世界面积最大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所。

  围绕大窑村,还发现了水泉村、杨四窑子、李执窑子等几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和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呼和浩特市东郊美岱村、哈拉沁沟、二十家、东五十家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古人类在呼和浩特地区劳动生息的状况。

  (二)“鄂尔多斯人”和“萨拉乌苏文化”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海拔1400~1700米的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无定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河内溃沙急流,流向不定,故名无定河。它又名萨拉乌苏河、红柳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

  20世纪20年代,中外考古学家相继在无定河流域发现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专家鉴定,这是350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因其生活在黄河环抱的鄂尔多斯地区,故而称之为“鄂尔多斯人”。

  当时,地球气候温暖湿润,无定河地区湖泊众多,林木繁茂,草原广阔,各类野兽成群出没。河套人在捕食野兽的过程中,学会以石头作为武器,击杀野兽;并以石头为工具剥皮剔骨,敲碎兽骨以吸食骨髓。还学会了以燧石取火。当时的石制工具,有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制作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刮削器又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不同类型。此后,河套人学会制作石铲、石刀、石镞、石杵、石凿、石锤、石纺轮等,并制作陶器,建房盖屋,从渔猎、采集过渡到畜牧、狩猎和农业生产,过上了定居生活,并从群居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发展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氏族公社,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专家董光荣在研究萨拉乌苏地区古地质课题时,在这里又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迹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14~7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大沟湾、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呼伦贝尔草原的“扎赉诺尔人”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以其世界三大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之一享誉中外,而且是北方草原古人类的摇篮。

  20世纪初,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采煤生产中发现有人头骨化石,引起考古学界的注意。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相继有前苏联、日本、法国、中国学者前往考察,出土16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标本,这在世界考古界是十分罕见的,考古界将其命名为“扎赉诺尔人”。

  扎赉诺尔人的头骨化石经测定距今约有10000年左右,属于中石器时代。在扎赉诺尔人头骨出土的同层位地层中,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斧、圆头刮削器、石核、石片、石叶,骨刀柄、骨锥,制作粗糙的陶片,以及大量古生物的化石。可以想象,在距今10000年以前,扎赉诺尔人已经生活在呼伦贝尔广阔的草原上。他们打制石器、捕猎野兽、采摘果实,过着群居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历史时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野兽出没,形成了原始人类生存的适宜环境。扎赉诺尔人是呼伦贝尔大地上最初的拓荒者。

  在人类发展史上,扎赉诺尔人处于新人阶段。经人骨测量鉴定,古人类学专家认为扎赉诺尔人带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在日本出版的《北方人类学》(1968年)一书中,对于扎赉诺尔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出,“只要石器和陶片出于‘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的同一层位,那么‘扎赉诺尔人’就是日本九州‘福井文化’的源头,是北方远古民族的摇篮之一。”

  在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如扎赉诺尔矿区蘑菇山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了20余件带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50余件人工打制石器。据专家认定,其打制方法与呼和浩特大窑文化早期打制石器相同,距今已有了数十万年的历史,属于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在蘑菇山南12公里的孤山子东南坡,发现了长约200米、宽约100米的属于晚侏罗纪的凝灰质粉细砂岩砾石条带,地表遍布石片等,专家采集到14件打制石片,根据石制品的大小、形态以及加工方法分析,与蘑菇山的遗址同属于更新世晚期遗存;在海拉尔西山发现了16个遗物点,采集了一批细石器的陶片。专家认为,这一遗址是属于以细石器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9000~8000年,是东北地区较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在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沼泽的西北岸边,发现了范围较大的石器时代遗址,地表散布着大量的打制、压制、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压制石器有石镞、刮削器、石核、石叶等,磨制石器有石斧、石杵、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等。专家认为,这时的古人类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此外,在鄂温克旗的乌兰哈日格那、鄂温克旗苏格尔嘎特山西侧山坡、鄂温克旗辉河、海拉尔市团结村、额尔古纳市奇乾乡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文化遗址。

  这说明,扎赉诺尔人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自远古以来,呼伦贝尔大地就是我国北方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是草原民族诞生、成长的摇篮。

  (四)赤峰的“红山文化”与“中华第一玉龙”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大兴安岭逶迤南下,与燕山山脉相接,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沐沦河蜿蜒流淌,像母亲的乳汁滋润大地。古代的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书写了赤峰历史的最初篇章。

  在这里,考古发现并经国家考古界命名的原始人类文化类型,有距今8000~7500年新石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6500~6300年的新石器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3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富河文化,距今5000~45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200年的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过着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的生活,为赤峰地区的开发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20世纪70年代,一项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件大型碧玉龙,通高26厘米,雕刻着猪首、马鬃、蛇身,造型极为独特,美观大气。据专家考证,玉龙系7000多年前制作,誉之为“中华第一玉龙”。世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这里——塞外古城赤峰,这片钟灵毓秀之地,龙的故乡。

  “中华第一玉龙”的诞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龙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图腾。这件高26厘米的大型玉龙,造型十分奇特,龙体蜷曲,呈“C”字型;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头上无角,鼻端前突,上端边缘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似椭圆型,有双对称的圆洞,为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前角骨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额部及颚底均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为规正的小菱型;颈脊起长鬣,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呈扁薄片状,通磨出不明显的浅凹槽,边缘收成锐角,似刃,弯曲上卷,末端尖锐;龙尾内卷。龙背对穿的脊孔,以绳系挂,龙的首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玉龙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生气勃勃,令人视之有激昂腾飞的感觉。?

  古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图腾的产生总是与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也体现出古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认识所形成的主观追求。古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存(保存生命)与繁衍(延续生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使命,最基本的追求。赤峰玉龙诞生的时代,野猪已有驯养,成为肉食的重要来源;猪的繁殖力极强,一胎多崽,成为中华先民崇拜的对象。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史前墓葬遗址中,发现了国内最早的玉器,一对玉,在一位墓主的两侧还陪葬有两头整猪,说明古代的人希望逝者在阴间仍能享用猪肉的美味。陆地的动物如马、鹿、野牛、骆驼等,脖上皆生鬣毛,奔跑起来随风飞扬,给人们强健昂扬的美感。古代的艺术家触景生情,希望人类也有那种驰骋如飞的能力,能够更为迅捷地猎获野兽,因此将其表现为龙鬣。水中之鱼,摇鳍摆尾,随波逐流,自由自在,不但肉食鲜美,又具有陆地动物不可比拟的繁殖能力,使人类羡慕不已。古人不仅将食之“鲜”字从“鱼”旁,而且也将其融入龙的造型之中。于是,一条现实与虚幻相结合、写实与变型融为一体的“中华第一玉龙”,便栩栩如生地来到世间。此后,虽然龙的造型逐渐复杂,演变为头生角、颔生须、腹生爪的形象,但是其脱胎于“中华第一玉龙”则是无可置疑的。

  龙图腾的产生,标志中华先民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从此成为“龙的传人”。

  (五)包头的“阿善文化”

  包头地区的人类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较多,主要分布在大青山西段南麓台地上。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阿善遗址,引起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阿善”为地名,蒙古语意为“甘泉”。阿善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以东15公里处,阿善沟门东边的圪膝盖沟两旁台地上,依山面水,台地高于黄河河面80——96米,是一处相当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总面积约有50000平方米,由深到浅地叠压着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遗存。前三期属于距今6000~4200年的新时器时代,第四期属于青铜器时代。在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筑围墙,当属罕见,大约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城防工程之一。

  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遗存丰富。半地穴式房屋的基址排列有序,房屋呈圆角方形,座北朝南,通常进深约5米、宽约6米。地面抹着一层层夹带白灰的黄泥,坚硬、平坦而且光滑。地面上遗留的柱坑,说明当时是用木柱支撑屋顶的。室中央稍偏近门口的地方是火塘,火塘边上有专门保存火种的坑。在房屋附近的窖穴星罗棋布,有的用来堆放杂物,有的用来贮藏谷物,它表明原始先民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农业,以至有了一定数量的谷物积存。围绕居住区建有石筑围墙,墙基厚约1米,现存高度为1.70米,因地形而起伏,总长约1000米左右,它表明原始先民在此经历了长时期的定居生活。

  阿善遗址出土文物繁多。大量石斧、石刀、陶刀、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说明原始先民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定居农业;石镞(石箭头)、石球、角矛、网坠和骨制鱼钩等,表明原始先民还兼营着狩猎业和渔业。牛、羊、猪、狗、鸡的遗骸告诉我们,原始先民的家畜、家禽饲养业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水平;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则是阿善人已经熟练地运用植物纤维和动物绒毛、皮革进行纺织和缝制衣物的物证。磨制精美的石镯、骨簪、骨项链,更反映了阿善人富于美感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研究我国畜牧业史、农业史、陶瓷史、建筑史、工具史以及美学史,都有宝贵的价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的特征,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着明显区别,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而又与之平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联系,显得格外珍贵。阿善遗址是一处难得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博物馆”,内蒙古自治区已将其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包头市东河区、九原区、土默特右旗、固阳等地,与阿善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14处,说明当时包头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并已出现了村落和城市的雏型。

  内蒙古地区广泛分布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的大量文化遗存,充分地说明了这里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

  二、江山一统唱大风——草原文化对中华政治文明的贡献

  自夏朝以迄,在华夏诸族发展的历史中,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时间最长的并非是中原的汉族,而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见拙著《碧野蓝天竞风流——论草原文化与产业化开发》),其间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一)草原民族也是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基石。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就不是游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而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例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文化的发祥地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匈奴单于的牙帐称为“龙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的都城称为“黄龙府”,满清入关、鼎定中原打的也是“青龙旗”,足见马背民族也同是“龙的传人”。不仅如此,史书记载: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谆维。”(《史记》第50《匈奴列传》)北狄是黄帝之子始均所生(《山海经》),而东胡是北狄之别名,自然也列入黄帝后人之列。拓跋鲜卑则自称是黄帝的少子昌意“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序记》)不论这些传说是否属实,其中都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草原民族自古以来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甚至自认是正宗的黄帝传人。这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草原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二)草原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政治更新中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奴隶制王朝还是封建制王朝,都必然经历创立——发展——兴盛——衰落的过程,旧的王朝盛极而衰,又无力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就只有靠新的力量实现王朝的新陈代谢。

  这种新的力量,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然后或者是由造反的农民登基称帝(如明朝的朱元璋皇帝),或者是由地主豪强武装乘势而起,夺取政权(如唐朝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其间也不乏掌握实权的重臣大将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夺权的,如王莽篡汉、曹魏代汉、司马代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宋取代后周等,虽然往往披上“禅让”的面纱,却掩盖不了刀光剑影的血腥现实。

  另外一种力量即是北方游牧民族挟草原大漠之雄风,问鼎中原。当中原王朝盛极而衰时,往往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发展壮大起来。一边是盛极而衰的泥足臣人,一面是迅速成长的金刚力士,力量消长的结果往往是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的草原民族却战胜了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中原民族,以王朝更替的形式实行了社会政治的革命。如商代夏,周代商,秦统一六国,北魏、辽、金统一北方,元代宋,清代明,皆是如此。

  应当指出的是,过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这种王朝更替、政治更新总是以封建正统思想来看待,对“以夷变夏”有违正统的封建道德大加挞伐、横加批判。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充分说明了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中原王朝腐朽、衰落之际,新兴的草原民族将其推翻,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因此,不能以夷、夏之属来作为褒、毁的标准。

  值得重视的是,草原民族建立中原王朝,极大地促进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草原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贡献

  草原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些地方性的政权,如西夏国、渤海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地域性国家等,但是主流是建立四海归一的统一国家。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一次大统一。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人统一了中国北方,结束了晋朝以后北方地区的分裂局面,为隋、唐二朝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汗国,至元朝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三次大统一,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并且奠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基础。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噶尔丹之乱,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东侵,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草原民族对祖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还表现在近现代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中。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出现了以裕谦、僧格林沁等为代表的浴血奋斗、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公元1900年,沙俄派兵17万侵略东北,从满洲里入侵的俄军受到呼伦贝尔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清军士兵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骑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在退守大兴安岭之后还曾奋勇反击,收复免渡河,进抵海拉尔。呼伦贝尔军民抗俄东侵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鼓励中华儿女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了维护各族人民的团结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草原民族作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对祖国的感情是极其浓厚的。在面对异族欺凌、压迫之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都选择了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清朝乾隆年间,原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欺凌、掠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毅然踏上东归的征途,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万里迢遥,回归祖国,受到朝廷的嘉奖。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沙俄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原来居住在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各部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相继迁回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江流域。此后,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中,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四)草原民族追求进步、奋发图强的历程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宝贵财富

  草原民族的发展历程,往往都有从弱小、贫困、落后的状态追求进步、追求文明、追求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其间历经曲折、坎坷,甚至几起几落,然而矢志不渝,不屈不挠,终于风云际会,迅速崛起,甚至统一中国,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拓跋鲜卑原来生活于大兴安岭北部的大鲜卑山,处于游猎社会。因冬季漫长严寒,生存不宜,同时部众繁衍,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于是举族南迁,走出山林,来到大泽——呼伦湖一带,进入游牧社会。“厥土昏冥沮洳”,于是再行南迁。历经九难八阻,经过200余年的长途跋涉,拓跋鲜卑南越阴山来到河套平原,休养生息,实力大增,遂以“控弦士马二十余万”东迁盛乐。随后拓跋猗卢建立代国,二起二落,直到公元386年,拓跋珪贵在牛川复国,随后改元“登国”,建立北魏王朝,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

  蒙古族的发展与拓跋鲜卑颇有相似之处。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族起初也曾生活在大兴安岭之中,后来南迁到呼伦湖一带游牧,继之西迁至肯特山、鄂嫩河流域。成吉思汗诞生之时,蒙古各部内部纷争,争战不止,外有强邻侵扰,又受到金朝“减丁”政策的摧残,人口减少,经济衰败。成吉思汗奋袂而起,内合部众,外联友邻,将敌人各个击破,大大拓展了民族的生存空间。同时,推进社会改革,创建法制社会,创造文字,引进各民族优秀人才,使蒙古民族在40余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并且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成吉思汗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草原民族发展崛起的历史,是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然可以启迪我们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为将祖国建设成不负前人的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而发奋努力。

  (五)草原民族对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

  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可以分为中原法律体系与草原法律体系两大部分。中原法律体系适应以汉族为主体、以农业文化为基础的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的统治需要,以秦始皇颁布的《大秦律》为代表。草原法律体系则是适应以游牧民族为主体、以畜牧业经济为基础的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草原政权的统治需要。

  过去在较长时期里,人们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忽视草原法律体系的存在,甚至否定草原法律体系的存在。然而,草原法律体系不仅存在,而且对草原地区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发展曾经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科学、合理的因素,是今天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完善法制社会仍然需要借鉴的。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没有文字的草原民族的法律处于习惯法的层次,虽然没有正式的文字将法律条文明确地确定下来,但是代代相传,相延成习,对于维护社会的组织与秩序仍然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突厥是第一个拥有本民族文字的草原民族,因此,突厥人也就拥有了第一个形诸文字的草原民族法律。突厥人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突厥汗国的政权组成及其职官设置,以可汗为最高统治者,“官有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乃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隋书》卷84);突厥法律维护财产的私有权,保护私有财产,违者处以重罚,“盗马及杂物者,多十余倍征之”(《周书》卷50);突厥法律维护社会的传统和秩序,规定:反叛、杀人、奸淫他人妻子、偷马绊(套马足之绳索)的人,均判死刑,等等(《周书》卷50);已经包含了政权组织法、财产法、民法、刑法等多方面的内容。

  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是草原法律体系的集大成者。成吉思汗登上政治舞台之时,蒙古草原正处于空前混乱的时期,蒙古民族外受强敌压迫、欺凌,内部纷争不已,暴力、掠夺、偷盗、杀戳、混乱使蒙古民族居无安身之所,生无可恃之业,处于贫困、弱小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成吉思汗在1206年草创大蒙古国之时,即开始颁行《大札撒》,确定了国家的政治、军事制度及维护统治秩序的各项法律。成吉思汗以军政统一的千户分封制从根本上割断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确定了国家的基础,这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实现了“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成吉思汗创立了护卫军——怯薛,担负保卫大汗金帐的职责,并分管汗庭事务。此后,又创立了多兵种合成的野战部队。成吉思汗设立大断事官担任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职掌司法、行政之权。此外,在掌印、狩猎、马匹等牲畜的管理与经营、官帐的建筑、军务的管理、军需的供应等方面,成吉思汗都以法定规,从而推动蒙古民族从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跨入法制社会的文明状态,并在短短的数十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当时曾到蒙古草原传教的欧洲传教士惊异地看到,“成吉思汗发布的训言,目的是在蒙古人中保持和平,它们十分严厉,以致没有人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伤害其他人,……他制定了许多好的法令,以确保和平。”(〔法〕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第1版,第284页)值得重视的是,成吉思汗《大札撒》中,包含有爱护草原、爱护河流湖泊,严禁破坏、污染的内容,将生态保护纳入法律体系,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草原民族在法制建设某些方面的贡献,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例如,中国在进入封建社会后,秦始皇首创郡县制,至汉代演变为郡、州、县制,此后延续下来。而元朝则创立行省制,以中书省(后为尚书省)总理国政,相当于我国现在的国务院;地方上派出十路宣抚司,行使中书省的权力,此后行省由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吐蕃由宣政院辖理之外,设置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在距离省治较偏远的地区,分道设宣慰司,处理当地军政事务。明代取消元代的行省制,重行州县制。清代则以元代行省制为基础,加以调整,形成省、州、县三级政权组织体系。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分省制,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甚至不少地名也沿用了当时的名称。

  三、铁马金戈飞鸣镝——草原军事艺术与实践对中华军事文明的贡献

  军事理论与实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杰出代表是孙子,十三篇《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至今仍是巍峨的丰碑。

  如果说,草原民族在军事理论方面的建树难以与中原民族相比的话,在实践方面,则并不逊色。

  首先,草原民族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推动了“胡服骑射”,引发了中原作战方式的革命。商、周以迄,中原王室及诸候均以车战为主要方式,甚至以战车的多少作为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准,如“千乘之国”、“八百乘之国”、“五百乘之国”等。战车对于步兵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杀伤力,战将或军士持长枪大戈,乘战车的冲击惯性,横冲直撞,是步兵很难抵挡的。

  但是与北方草原民族的骑兵相对时,战车就表现出诸多不利因素,例如:地面崎岖坎坷,骑兵奔走如飞,战车则难以通行;战车远快于步兵,但却快不过骑兵,而且不如骑兵灵活;战车上将士使用的长枪大戈相对于步兵是长兵器,但是在骑兵的弓箭面前,其局限性就很突出。同时,战车制作昂贵,又要配备若干马匹,成本甚高而效率远逊于骑兵。商、周两朝在与北方草原民族的作战中,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

  善于骑射,是草原民族的天性。史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史记》第50《匈奴列传》)在与草原民族的长期争战中,中原民族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两种作战方式的优劣,终于,战国初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揭开了中原战法革命的大幕。

  公元前307年,登基19年的赵武灵王发奋图强,锐意革新,毅然冲破保守派的阻挠,身体力行,改褒衣博带、宽袍大袖的汉装为紧身窄袖的胡服,改滞重僵化的车战为锐骑捷利、机动灵活的骑战。通过“胡服骑射”,原本国势、兵力较弱的赵国迅速强大起来,遂“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此后,数败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第13《赵世家》)。并西置云中、雁门、代郡。赵武灵王所置云中郡,就在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乡的古城村,这是“草原第一城”。

  赵武灵王的成功大大启发了其他国家,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原作战方式的革命。从此,传统的车战逐渐式微,骑兵与步兵结合的战法迅速推广,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年之久。

  其次,金长城是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本来是中原民族防范北方草原民族的,但是,金代女真族统治者为防范北方崛起的蒙古族,也修建了长城,而且在历代修建的长城中别具特色。

  由于同是出身于草原民族,金长城在防御骑兵方面颇具特色。金长城在当时并不称为“长城”,而是称其为“边堡”、“界壕”或“壕堑”。这是因为,金长城与其他长城的不同之处在于,金长城是堑壕与城墙结合的建筑,在万里草原上先开挖壕沟,然后以挖出的土修筑墙体,大多为外壕内墙,也有双壕双墙或前为副墙、后为主墙、中间堑壕的。在城墙上,附筑烽燧、马面(突出墙外的墙台),靠墙内侧密置戌堡。金长城布局严密,利于防守。当骑兵冲击时,先受到壕沟的阻碍,攻势受挫,待越过壕沟向城墙进攻时,锐气和冲击力已不足,又受到来自正面城墙上和两侧马面上守城军士居高临下的攻击,进攻的士兵难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金长城的设计特点为明长城所吸取。

  第三,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是草原民族军事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华军事文明的里程碑。

  在成吉思汗之前,草原民族不乏能征惯战的大将与武功显赫的统帅,如匈奴的冒顿单于,鲜卑的檀石槐、柯比能、力微、猗卢、什翼、拓跋焘等人,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大石等人,女真的完颜阿骨打等人,均是光辉耀眼的巨星。

  成吉思汗则是草原民族军事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与实践,将草原民族的军事思想与军事艺术推进到空前绝后的境界。

  成吉思汗的一生,可以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在战争中度过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成吉思汗没有写下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但是在他毕生的军事实践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

  成吉思汗实现了蒙古民族军事体制的革命,破除了各自为政、不利于统一行动的传统的氏族军事组织,实行军政统一的万户制,下辖千户、百户、十户,实行层级式的金字塔型组织管理,并建立了大汗直接指挥的怯薜歹,即大中军,作为平时的护卫军、作战的主力军,从而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

  成吉思汗将骑兵作战灵活和机动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兵行诡道,机动灵活是胜利之道,僵化呆滞是败亡之根。成吉思汗用兵,有鬼神莫测之机,有行云流水之势。据宋人彭大雅所记:“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籍前锋”;“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黑鞑事略》卷21)。如此变幻莫测,常使敌人如坠云雾之中,这是成吉思汗常能以少胜多的一大法宝。吉思汗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多兵种合成部队,这支部队以骑兵为主,包括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成吉思汗建立了专门的炮兵部队,设置“回回炮手军将上万户府”和“炮手万户府”,使之与骑兵、步兵结合,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炮兵部队拥有抛石器、铜制大炮、火箭发射器等先进武器,在进攻金、西夏、花刺子模、宋、大理、朝鲜的诸战役中,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成吉思汗力戒打无把握之仗,打无准备之仗,战争准备必慎之又慎,务求完备。他规定“用兵之前,必须检阅其队伍,审视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之外,必须携一钅虑 ,用一砺驽,并携一筛、一锥、及一针线等物,缺一者罪之。”(《多桑蒙古史》第10章第153页)与那些骄狂无备或畏敌如虎的敌人相比,整装完备的成吉思汗大军毫无疑问要稳操胜券了。

  成吉思汗的战争艺术与实践是一座内容极为丰富的宝库,以至于有专家评论说,孙子是中原军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成吉思汗是草原军事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

  曾经横扫欧洲的一代袅雄拿破仑曾经在圣赫勒拿岛上,面对大西洋的万顷波涛,无限感慨地说,“不要以为蒙古大军入侵欧洲是亚洲散沙在盲目移动,这个游牧民族有严格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他们要比自己的对手精明得多。我不如成吉思汗……”(巴拉吉尼玛等编:《千年风云第一人》,民族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1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名将麦克阿瑟曾严肃地指出:“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除了成吉思汗的战争记载以外)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并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仍将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们部队运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在数量上占比例优势的敌人。”(巴拉吉尼玛等编:《千年风云第一人》,民族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66~267页)

  四、毡裘脍炙传胡风——草原经济对中华经济文明的贡献

  生产、生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并享用之,以延续生命、繁衍种族的过程。对自然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地区来说,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然而,不同地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又不是相互隔绝、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影响、逐步演变的。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就存在这种深刻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自夏、商、周、秦,就有不少的游牧民族逐渐成为农耕民族。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也在不断地、深入持久地影响着中原文化,促进着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进步。

  首先,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北方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春季多风沙,夏季炎热,秋季多雨水,总体上气候干旱,不适于种植业。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草原民族根据北方草原的地理气候条件选择了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马、牛、羊、骆驼等,并将草原畜牧业延续至今。

  长期以来,受重农轻牧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有些人轻视草原畜牧业,认为“农业是先进的,畜牧业是落后的”。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建国以后屡次发生大规模的毁草开荒,破坏草原、开荒种粮。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以畜牧业、农业划分先进、落后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畜牧业、农业是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各自都经历了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的畜牧业、农业都面临将目前存在的落后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任务,并不是以农业取代畜牧业,而是相互结合,共同提高的问题。值得重视的是,我国耕地面积仅18~20亿亩,人均仅1.3~1.5亩。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而我国的草原、草场面积达46亿亩左右,超过耕地面积1倍多,人均3.5亩多。沙漠面积也与耕地面积相近。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保护、改善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草原、沙漠资源,对于保护、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特别是保障食品安全、改善食品结构,是十分重要的。“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农业开发是紧密相关的。第一个阶段,自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开始,以北方、中原的旱作农业为主,创造了中华文明,其鼎盛时期为西汉,延续约3000多年。第二阶段,西汉、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战争迫使大量中原人口涉江南迁,促进了江南水田农业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高峰,北方、中原旱作农业与南方水田农业共同支撑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延续了2000多年。至清代“康乾盛世”之后,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旱作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发展接近极限。虽然经历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的生产潜力进一步释放,但是我国以不到世界七分之一的耕地面积养活超过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压力已日趋沉重。因此,我国的农业开发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其标志一方面是改变传统的、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现代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力发展畜牧业,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

  还应指出的是,自古以来,草原民族比较重视顺天而为,顺时而为,保护自然环境。例如,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就严禁破坏草原、污染河流,违者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草原民族重视生态环境的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借鉴的。

  其次,草原丝绸之路延续千古。

  中原农业耕作与运输均需要大量的畜力,如马、牛,其主要来源即是北方的草原。战国时期有“玄高救国”的故事,郑国的商人一次即可贩运黄牛数百头,听说秦军攻郑,便毅然以牛犒军,挽救了国家。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对牛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由于中原存在对牲畜及畜产品的庞大需求,北方草原也存在对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旺盛需求,所以自古以来形成了草原与中原贸易的坚实社会基础。这是起步最早(大禹时代)、历经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国)、跨越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复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通行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北方丝绸之路”,或者以贸易特点名之曰“皮毛路”、“茶马路”。?

  自大禹时期开始,原居住在红山、老哈河即“紫蒙川”一带的游牧民族即在其首领契的带领下进行草原与内地的贸易,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举族经商,故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其子孙代夏而立的王朝,也名之为“商朝”。这是一个以青铜时代的商业、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载入史册的伟大朝代。

  此后,秦始皇修直道,以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将首都咸阳与北方草原联系起来。有汉一代,包头地区的固阳道(即“单于道”)成为南北通衢。北魏至隋、唐二朝,呼和浩特地区的白道(即“参天可汗道”)成为中原与北方草原的主要通道。元朝建立,中原与草原归于一统,欧、亚商道畅通,草原贸易兴盛一时,元上都(在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成为草原商都,元大都(今北京)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

  清代康熙平定噶尔丹之乱后,旅蒙商贸易逐渐兴起,依靠从事草原贸易发家的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最大的旅蒙商号“大盛魁”,资本金达2000万两白银,年贸易额达1000万两白银,经营的商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有。旅蒙商的兴旺还催生了票号、银庄,形成了现代金融业的萌芽。

  值得重视的是,北方丝绸之路的兴衰对中原与草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关系十分紧密,商路通则休兵息戈、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商路不通则烽烟顿起、兵戈相向、生灵涂炭,人民游离失所。因此,北方丝绸之路关系国计民生,是中原人民与草原人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线”。

  第三,草原民族创建了北京城。

  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形成城邑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现代北京作为城市的基础,则是辽、金、元三朝,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奠定基础的。

  公元935年,辽太宗天显十年,辽国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于公元936年升幽州为幽州府,建号曰南京亦称作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以南京(燕京)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城北有市,陆海百货山积,北国商都呈一时之盛。

  公元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代辽而立,北京作为金国的中都,仍称燕京,继续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

  公元1215年,蒙古军攻占北京,复称燕京。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公元1264年复称燕京为中都。公元1270年迁都中都,两年后改称大都。忽必烈诏改燕京路为中都路,府名大兴。在大兴府东北的旷野上,新建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即以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今天北京城的雏型。

  第四,胡风南渐,对中原民族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广泛影响。

  自古以来,中原民族在饮食、服装等各方面都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

  草原民族喜食牛、羊肉的风俗,对中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广泛、深远的。据许慎《说文解字》。

  “鲜”为“鱼名,从貉国。从鱼从羊, “美”为“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臣铉等曰: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鲜美离不了羊。三国时期曹植在《野田黄雀行》中就说:“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中国有句成语,形容食之鲜美叫“脍炙人口”,“脍”就是将牛、羊肉细切之,蘸上佐料如葱、芥等生吃;“炙”则是将蘸好佐料的牛、羊肉放在火上烧烤。古代还有“羌煮貊炙”之说。“羌煮”是指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羌人的涮羊肉;“貊炙”则是指古代东胡人留传下来的烤全羊。《释名•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羌煮貊炙因鲜嫩味美,传入中原后深受人们喜爱,并流传至今。?

  草原民族食肉饮乳,故体魄强健。今天,我们说“一杯牛奶可以强壮一个民族”,草原肉食、奶食强身健体的功效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北方草原民族的服饰,为适应骑马驰骋、战斗劳作的需要,窄袖短衣,轻捷便利。中原民族的服饰在商、周时期则是褒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不便。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胡服”尚处在“骑射”之前,因为,如果不首先实现服饰的革新,则战法、兵制的革新便无以谈起。

  鲜卑族兴起并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引起了中原地区第二次胡风服饰的变革。史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今天我们所穿的皮鞋、皮靴,也是源出古代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风俗,曾经成为内地人们趋之若鹜的时髦。史称,东汉时的灵帝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后汉书》卷112《五行者一》),是个胡风胡俗的地道崇拜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永远是民族进步的不竭源泉。今天,我们从行军床、折叠椅、帐篷等器物,还可看见当年胡床、胡坐、胡帐的影子。

  五、丹青文采千秋史——草原文化艺术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的贡献

  草原民族生活在蓝天碧野之间,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产、生活的环境朴实无华,然而内心的情感世界仍然是丰富多彩的。以其独具特色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散发着草原芬芳气息的文化艺术瑰宝。

  (一)万里岩画留下了草原文化的历史画卷

  岩画是远古以迄人类在山岩上刻凿岩石留下的图画,因其年代久远,跨越历史时代长,内容包罗万象,故被称为“刻在岩石上的历史”。

  我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上岩画分布最广、年代最久远、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市至西部阿拉善盟,均有岩画分布,其中,赤峰岩画群、乌兰察布岩画群、阴山岩画群、阿拉善岩画群为四个庞大的岩画群。

  这些岩画自上万年前延续至清代,其作者包括了原始先民至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草原民族。应当说,曾经在蒙古草原游牧生息过的民族,都在岩石上留下了凝结着自己智慧和蓬勃生命力的生动写照。

  草原上的岩画作品,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画卷,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了对太阳、月亮的崇拜及对日月星辰的认识,反映了对生命的热爱、讴歌和对生殖的崇拜,记录了劳动、畜牧、狩猎、战争等现实的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了各种祭祀舞蹈、庆贺狩猎成功舞蹈、欢庆战争胜利舞蹈、爱情舞蹈等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

  草原岩画与中原岩画、南方岩画共同构成了中国岩画文化艺术的宝库。

  (二)草原地区的墓葬壁画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由于自然及社会历史的原因,草原地区留传下来的壁画较少。但是硕果仅存的若干墓葬壁画,仍然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972年,在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发现了东汉护乌桓校尉壁画墓。在墓中的46组57幅壁画中,描绘了墓主人步入仕途的历程和担任东汉中央政府协调、处理北方草原民族事务的重要官员护乌桓校尉的车马出行图、官府图、庄园、粮食、坞壁、庆功宴筵、接受褒奖等场面和榜题,还有当时北方草原放牧、耕作、厨役、酿造等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画面,不仅记述了墓主人的一生,而且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北方草原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壁画中有众多乌桓等游牧民族的人物形象,不仅反映了北方草原当时各民族共处杂居的状况,也雄辨地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是迄今为止国内已知的壁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榜题也最多的东汉壁画墓。美术专家认为,壁画构图美观,笔法流利纯熟,色彩鲜艳,是难得的瑰宝。

  契丹族建立辽王朝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统治中心之一,并留下了大量的墓葬。在辽代皇帝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中,绘有春、夏、秋、冬四季皇帝捺钵(即随季节流动的居住地)的山水和生活场景,反映了草原民族的游牧特点。辽代皇陵和贵族墓葬壁画中,多在墓道两边绘出行、归来信使图,壁画中有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组成草原生活的生动画卷。壁画中真实地描绘出契丹族的衣冠服饰、髡发、架鹰、毡车、骑马、驭驼等形象,也有具有汉文化特点的宴饮、伎乐等场面,表现出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特点。

  (三)石窟文化艺术是中华文明宝库中流芳千古的瑰宝

  石窟大都是在河畔山崖开凿修建的佛教寺庙,因此也称之为“石窟寺”。不少石窟寺洞窟密集,被人们称之为“千佛洞”。我国开窟礼佛之风来自印度(天竺),在公元五、六世纪北魏王朝时蔚然成风,流传到隋、唐二朝,仍呈一时之盛,明朝以后才逐渐式微。

  我国石窟的分布主要可分为西藏地区,新疆(西域)地区,北方地区(即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四大区域中,以北方地区特别是甘肃省石窟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是中国石窟文化艺术的主要部分。

  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是中国石窟文化艺术的主要代表。而这四大石窟的修建均与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联系在一起。

  从大兴安岭嗄仙洞中走出来的拓跋鲜卑统治者,对凿岩开窟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又笃信佛教。因此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后,即于城外砂岩山上开凿了云岗石窟、修建巨大的佛像。在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后,又修建了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相传始建于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均有大规模的修建。

  在这些石窟中,不仅留下了众多的佛像,也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瑰丽历史画卷,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可从中领略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歌舞等生动形象的风采。

  值得重视的是,过去国内外的传统认识认为蒙古族无建造石窟的习惯,蒙古草原也没有大规模的石窟。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阿尔寨石窟的再发现,澄清了这一误解。阿尔寨石窟现存60多眼石窟(山体下部被砂石掩埋的尚不清楚),近1000平方米壁画,其中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崇拜图、成吉思汗安葬图,壁画中的内容包含了草原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荟萃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内容,在国内外是绝无仅有的,故称之为“草原敦煌”是名符其实的。

  (四)草原地区的艺术品是魅力永存的珍宝

  内蒙古红山地区是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祥地。1971年春,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了一件大型墨绿色玉龙,它通体高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如钩,长吻修目,颈鬃飞扬,状如飞腾,势若飘升。这件玉龙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此后,在赤峰地区又相继发现了若干件玉龙及龙形装饰,说明龙文化和龙艺术均是在约7000年前从内蒙古的红山地区发源的。

  在这一时期,红山地区的玉雕、彩陶、泥塑等均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在红山文化发现中,有大量的玛瑙、水晶、碧玉等制作的艺术品,其中的勾云纹玉饰、双龙首玉璜、玉?、玉琮、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红山地区女神庙中的女神泥塑造像,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当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时,北方草原地区也出现了青铜文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了青铜器,并有鼎等大型青铜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鄂尔多斯地区夏至商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的青铜器——爵、戈、短剑、刀、镞、鍪、圆牌饰等,被誉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适应草原民族游牧、狩猎、征战的要求,也有不少中原传统礼器,说明北方草原既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的。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在中华陶瓷文化发展史上,辽、元二朝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辽瓷吸收了唐、五代、宋陶瓷业的先进工艺,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辽瓷以白瓷为主,也有大量的辽三彩,继唐三彩之后,在北方大放异彩。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等适应马背民族需要的瓷器,是辽代特有的。与中原瓷器相比,辽瓷别具一格,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元代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陶瓷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陶瓷业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在宋瓷在基础上,定瓷、钧瓷、影青瓷、龙泉窑青花瓷等均有新的发展。东西方贸易的畅通,输入了产于西亚的钴兰釉料,使中国青花瓷甄于成熟,并畅销海内外。颜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为瑰丽多彩的明、清彩瓷奠定了基础。在内蒙古地区,汇集了大量的元代瓷器精品,特别是1970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出土的元代钧窑香炉,是极为罕见的稀世珍品。香炉造型浑厚硕大,制作精细,釉色纵横,光亮晶莹,生动美观,气势雄壮,体现了元代鼎盛时期的精神风貌,被专家赞誉为“国之瑰宝”。

  (五)草原民族的歌曲舞乐是中华文明大花园中瑰丽的奇葩

  能歌善舞是草原民族的天性。所谓草原上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因此,草原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此言不差。?

  特别是,由于不少草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因此,民族的历史、道德的教育、情感的抒发,乃至生产、生活技能的传授都是通过唱歌跳舞传达的,因此,歌舞不仅具有娱乐的作用,还具有教育及相互沟通的各种功能。

  草原民族的诗歌往往直抒胸臆,朴实无华,不事雕琢,更无晦涩冗赘之病,然而情感炽烈感人,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草原民族的诗与歌与舞往往是联为一体的,诗即能唱,歌即能舞,情绪所至,吟之唱之,舞之蹈之,实在是自然的很。

  虽然历史上的许多草原民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草原民族的歌曲舞乐仍然在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牧族等民族的歌曲舞乐中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蒙古族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搜集、整理出来的达25000多首,实为洋洋大观。

  (六)草原民族的乐器是中华音乐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

  据史书记载,匈奴的乐器主要有胡茄、琵琶、鼙鼓、胡篪等。胡茄原以芦叶卷制,后以木管代替,音调哀怨悲怆,极其感人。匈奴人不仅以胡茄演奏乐曲,而且充当战斗中的号角。东汉末年蔡文姬流落匈奴,作《胡茄十八拍》,云“胡茄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

  琵琶是匈奴人习惯于马上演奏的乐器,欧阳修诗云“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明妃曲•和王介甫》)汉代的细君公主出嫁乌孙王、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均于马上奏琵琶。至唐朝,马上演奏琵琶仍十分流行,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曲》)可见琵琶不仅是抒情达意的乐器,还具有催人出征的功能。

  鼙鼓也是匈奴等草原民族喜爱的乐器。《胡茄十八拍》中说:“鼙鼓喧兮从夜达明。”可见是通宵达旦饮宴欢聚所不可缺少的。白居易《长恨歌》中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又可见鼙鼓在战争中还有惊天动地、鼓舞士气的作用。

  胡篪则是以竹子所制、单管横吹的乐器,与笛子相似。

  草原民族的乐器还有羌笛、胡笛、胡琴、胡箜篌等等。时至今天,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头琴、胡拨斯、冬不拉、热瓦甫、手鼓等,仍以其独特的表现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六、锦绣华章霞满天——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贡献

  虽然由于不少草原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难以形成文字表述的作品;草原民族大都逐水草而居,四时游牧,文字作品难以保存;历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草原民族大都随历史演变而不复存在,其口传的、文字表述的作品也随之消失,但是,客观地、历史地进行分析,草原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贡献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草原民族在独特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创造了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匈奴歌》、《敕勒歌》即是草原民歌的代表。同时,还有体现草原生活特点的祝词、赞词,体现萨满教特色的祭词、神歌,体现藏传佛教特点的箴言诗、经跋诗、赞颂诗等。这些文字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文学表现形式与内容。

  首先,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为我国在世界史诗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史诗是一个民族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体现。一部英雄史诗,特别是一部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往往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部优秀的英雄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可以将“处于英雄时代具有原始新鲜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现出来。”(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8页、131页)。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将本国本民族的英雄史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希腊人将拥有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视为至高无尚的光荣;印度人为拥有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而倍感自豪。然而,西方一些心怀偏见的人长期以来以汉族地区未发现大型英雄史诗为由,断言中华民族没有规模宏伟的英雄史诗,并据以在文化上对中国人进行贬低和排斥。?

  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格萨尔》原产生于藏族地区,后流传于蒙古族地区。蒙古族《格萨尔》史诗长达18000行,不仅口头流传于蒙古各部,而且形成了各种手抄本、木刻本,对蒙古族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江格尔》产生于蒙古族卫拉特部,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各部落蒙古人的传唱,形成了具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行的鸿篇巨制,成为蒙古民族数百部英雄史诗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部长篇英雄史诗。?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流传至今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全诗共8部,长达20多万行,从头至尾唱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柯尔克孜人将各个历史时代的英雄事迹和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集中到英雄玛纳斯的形象之中,使之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的长篇英雄史诗集中于草原地区。在东起黑龙江、西抵天山、南达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区,集中了我国绝大多数的英雄史诗,形成了中国草原英雄史诗带。《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英雄史诗的杰出代表,规模恢宏,篇幅浩大,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刻,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足以与《伊利亚特》、《奥德修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媲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不可替代的瑰宝。?

  第二,草原《史记》——《蒙古秘史》,及其他史籍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历史文献。

  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草原民族留下来的史书甚少。民族的历史大都是以史诗的形式传唱,或是在中原朝廷的史书中记载。草原民族的史书,首推《蒙古秘史》,以及《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

  《蒙古秘史》不同于英雄史诗,首先是史,系统记载了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黄金家族谱系,特别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创建蒙古汗国的历史。《蒙古秘史》从蒙古族的起源开始,记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制度、经济形态、军事活动、生活风俗、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了当时蒙古高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文件的珍贵史料。成为研究13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政治、历史、军事、思想、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籍。同时,《蒙古秘史》又不同于一般的史籍,特别是不同于作为中原汉文化载体的“正史”。《蒙古秘史》具有草原文化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带有英雄史诗的斑斓色彩。书中关于蒙古族祖先起源的记载,就是将神话传说以史诗的风格叙述出来。《蒙古秘史》的叙事风格也是将散文体和韵文体、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叙事时朴实清晰,详略适宜,人物生动,对话传神,其间在矛盾冲突、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则以抒情(往往有大段的诗体语言)的精彩段落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蒙古秘史》将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祝词、赞词、民歌等诸种传统的民族文学体裁有机地融合在对历史的记述之中,创造了历史文学体裁的新形式。

  因此,国内外不少专家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浸透着叙事诗风格,充满着‘草原气息’的编年史”。(Б•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古代蒙古史的三大史料之一,但对成吉思汗时代史实的记载比起其他两部来最为具体,最为祥备。从文学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堪与汉族的《史记》、《左传》、《战国策》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是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巴雅尔:《〈蒙古秘史〉代前言》,《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蒙古秘史》之后,《阿勒坦汗传》、《白史》、《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黄史》、《蒙古源流》、《阿萨拉格齐史》、《四卫拉特史》、《准噶尔史概要》等相继问世,蔚为蒙古民族史学的洋洋大观。

  第三,草原诗人、文学家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较早期的草原民族在发展历程中,虽然也出现过自己的诗人或民歌作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作品大都散佚,作者也未能为世人所知。如著名的《匈奴歌》、《敕勒歌》,歌虽传世,但是作者则难以考识,其他的作品也难以寻找。蒙古民族兴起朔漠,延续八百余年而不辍,涌现出一批在中华文学史上光芒熠熠的明星。

  有元一代,出现了以萨都刺、乃颜等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诗人。萨都刺自幼聪敏好学,喜为诗文,后以进士及弟,步入仕途。由于自幼家境贫寒,颇受困顿,对社会下层接触较多,萨都刺为官之后能关心民生疾苦,清廉正直,颇得百姓称道。在他的诗文中,既反映了元朝后期民生艰困、民怨沸腾的严峻现实,也批判了达官贵人醉生梦死、腐败堕落的政治黑暗,还抒发了虽有济世救民之志、却无补天之力的愤懑与压抑。萨都刺传世的诗、词有800多首,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后人誉为“诗史”,其豪迈旷达的诗风也颇受历代评家的赞扬。

  清代是蒙古族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仅民间故事、民歌大量产生,文人文学、诗歌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乌巴什洪台吉传》、《巴特尔扎布传》代表了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之久的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尔嗄孙的传说》、《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额尔古勒岱》、《察哈尔八旗》、《恩都噜勒汗的故事》等,经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罗卜藏丹津等人整理,成为传世之作。莫尔根格根(罗卜藏丹碧扎勒赤)、丹津喇布杰、包冷、扎雅班第达•罗卜藏丕凌列等人的诗歌创作是这一时代草原诗歌的代表。

  清代后期,旺钦巴勒、古拉兰萨、尹湛纳希父子三人的文学创作达到新的高峰,尤以尹湛纳希成就最为突出。由旺钦巴勒开始创作、尹湛纳希完成的《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继承了《蒙古秘史》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汉族章回小说的叙述手法,以编年体与演义体相结合的形式,讲述了自成吉思汗创业至窝阔台即位后的历史,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当时蒙古草原的历史画卷,成为蒙古文学史上历史长篇小说的奠基之作。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红亭》等长篇小说,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情节丰富,描写细致,文字优美,对蒙古族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尹湛纳希、古拉兰萨还是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尹湛纳希的译著《三妙传》(《红楼梦》节译)、《中庸》,古拉兰萨翻译的《水浒》,都对蒙汉文学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七、元曲杂剧竞风骚——元曲杂剧对中华戏剧发展的贡献

  戏剧,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古人对中华文学艺术发展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称,元曲即是指元代的散曲杂剧。虽然民间尊唐玄宗李隆基为“梨园之祖”,然而考诸历史,中华戏曲文艺的发展,与北朝时期渊源甚深,而兴于金、元。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作为宫廷娱乐产物的“俳优”曾蔚然成风,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将“俳优”列入“滑稽列传”。但是那时的“俳优”尚与戏剧无缘,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即兴表演。这些“俳优”多是身形短小的侏儒,虽然人微言轻,却不乏心忧黎庶、微言大义的智慧贤明之士,如齐之淳于髡、楚之优孟、秦之优旃、汉之东方朔,均为当今小品表演的前辈,但那时戏剧则远未诞生。

  作为中华本土产生的戏剧(从国外传入的舞剧、诗剧、话剧、哑剧等不在此列),有几项要素:其一不是一个人表演的,是若干人的集体表演;其二不是即兴的发挥,有人物、故事;其三有演、有说、有唱、有奏。

  戏剧的产生,是从民间歌舞转化而来的。中原本也是歌舞之乡,《诗经》等史籍中就留下了很多确切的记载。但是在封建礼教逐步确定的过程中,歌舞或是成了祭祀的程序,步入庙堂之尊,远离了现实生活;或是成了皇室及其达官贵人与骚客雅士的奢侈品,远离了庶民百性。源于生活、发生内心的民间歌舞,在秦、汉时期即远少了《诗经》中的蓬勃、激动的生命气息。

  而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碧野连天的大草原也就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

  三国时期,鲜卑人“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三国志》卷30)。北魏时期,驻牧于敕勒川的五部高车(即敕勒)人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魏书》卷130)。把祭天举办成举族欢聚的盛大节日,赛马、饮宴、歌舞,成为现代那达慕的先声。?

  北魏一朝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备的雅乐——庙堂之乐。但是历代君主对歌舞百戏之于娱乐,却是始终热情积极,歌舞、百戏、杂技成为宴廷宴会的必要内容。公元403年,北魏道武帝颁发诏书,令太乐、总章、鼓吹等机构陈设各类杂技,在朝廷举行宴会时表演。乃至于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忧心忡忡地指责:“今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仪式。又俳优献艺,污辱视听。”(《魏书》卷48)然而始究无济于事。迨至西魏,仍是“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周书》卷35)在北朝民间,不仅迎婚送嫁之时“多举音乐”(《周书》卷35),就是送丧安葬之时,也是“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变革”。(《魏书》卷48)流风传习所致,北朝时期,后赵的参军戏、北齐的代面、拨头、踏摇娘等在民间兴起。

  唐王朝衰落之时,北方的草原民族又一次活跃起来。出身于沙陀族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戏剧受好者,常与俳优一道演戏,乐此不疲。虽贵为天子,登基之后“犹袭故态,身与俳优。”(《旧五代史》卷32注引《清异录》)这位李皇帝还颇具幽默感,是位寓教于乐的小品高手——他的妻子刘氏出身贫寒,富贵之后不认亲生父亲,这位“好俳优”的庄宗皇帝颇是有些可爱,竟然于宫中闲暇之日,背起书匣、药箱子,让儿子李继笈跟随,假装以打卦卖药为生的刘父,来到刘氏的卧室,自称是刘老爹来找闺女,今刘氏大为惭愧(《旧五代史》卷48引《北梦琐言》)。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包含乐、歌、舞、演、白、弄的“戏弄”也在唐代出现。其内容大多是讽刺性的笑剧和配合音乐的舞剧,以宫廷演出为主,民间也有流行。了宋代,歌剧进一步形成,并与笑剧、舞剧结合,可以演出复杂的故事情节。

  辽、金、蒙元时期,为元杂剧的产生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

  有辽一代,散乐、杂剧、杂戏大行其道,史称:“辽之伶官当时固多”,举凡皇帝寿诞、国使迎宾,都要在酒宴之间“食入,杂剧进”(《辽史》卷54《乐志》)。1974年,在河北省宣化市下里八村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东壁绘有散乐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戏班演出情状——这是一组12人组成的完整的表演队伍,包括伴奏者和舞蹈者,“皆戴幞头,着长袍,高腰靴。”使用的乐器有?篥、笙、腰鼓、大鼓、拍板、琵琶、横笛、排箫等(参看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8期),至金代,以诸多宫调、曲子连缀而成,演绎完整故事的诸宫调发展起来。诸宫调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用散文,唱词用唐宋词、大曲、俗曲,组成套数,用若干宫调的套曲说唱一个故事,为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戏曲艺术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从金章宗时民间艺术家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仍可窥见当时诸宫调广泛流传的盛况。

  同时,金代杂剧、院本也广泛流行。宫廷宴乐之中,均有杂剧助兴。杂剧以歌舞演唱为主,院本为行院(戏院)演出的底本,元杂剧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20世纪50年代末,在山西省候马市出土了金大安二年(1210年)董娃墓,其墓室后壁上端砖砌一座戏台,有5个砖雕演员作表演状。此后,在河南省温县前东南王村发现了5人平面浅浮雕杂剧人物画像,在沁阳市紫棱镇宋寨村北发现了金泰和2年(1202年)的5人杂剧砖雕,市郊区王庄发现了金大定承安四年(1199年)的线刻11人散乐图,在修武县史平陵村出土了金代石棺线刻“小石调”的《嘉庆乐》杂剧图,修武县郇封乡大位村发现了金代砖雕5人杂剧图。“除一件手执柄鼓演奏外,其余四件扮演‘副净’、‘副末’,这种以滑稽念唱为特点的表演正是金院本的演出特色。”(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修武县文物管理所:《河南修武大位金代杂剧砖雕墓》,《文物》1995年第2期)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金代“院本名目”分目为11类,其子目共有690种之多,大致留传到元代,开元曲杂剧昌盛之先河。

  有元一代,贸易和手工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并形成了以草原贸易为特色的经济中心元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北贸易的枢纽元大都(今北京市)、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杭州、泉州等大都会。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商人、店主、商贩、伙计、工匠、手艺人以及一般城市居民等等。市民阶层不仅是城市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需求主体和最活跃的部分。随着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道统受到相当的冲击,激发了崇尚自由的市民精神;元代实施的各族等级制度,使汉族(尤其是南方的汉族)倍感压抑;特别是大量失意的儒生,即绝了仕途之望,又无市贾长技之能,于是不少人转入书会,与演艺人合作,创作杂剧,将元杂剧的演出和创作推进到新的的阶段。

  由于元杂剧来自民间,适应了市民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而具有贴近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内容充实丰富、表现生动活泼的特点。元杂剧继承了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民间文学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无论内容的丰富和艺术表演形式的生动,都是以往的民间文学难以比拟的。在内容方面,元杂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体现了市民精神及其价值观、道德观,其间有斗争、有愤怒、有控诉,也有讽喻、有希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表现形式方面,在保存、发展了宋、辽、金都市经济所产生的市民文艺的基础上,将说话、歌曲、傀儡戏等有机结合,综合了宾、白、歌唱、表演等不同艺术手段的元杂剧,具有更动人和更有力的表现方式,更能够吸引群众并为群众所接受。

  据史料记载,元杂剧剧目有600多种,传存至今的仍有130余种,元杂剧作家有100多人,形成群星璀灿的文化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的兴起可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戏剧相媲美,而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等一批大师,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写下了彪炳千秋的名剧。

  元代著名的蒙古族散曲作家,有不忽木、阿鲁威、童童、孛罗等人,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并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当时流传颇广。

  元代最著名的蒙古族杂剧作家是杨景贤,共著有作品18种,在当时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其作品题材广泛,同情下层人民,歌颂纯真的爱情,鞭挞黑暗的社会现实,崇敬英雄豪杰。杨景贤的《西游记》共六本二十四折,是元杂剧中篇幅最长的,充满了神话色彩,内容极为丰富,并为200年后吴承恩创作小说《西游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八、满天星斗汇银河——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做。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渡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古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法与天文学

  季节变换对草原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关系极大,草原民族也根据岁时变换的特点,总结出对气候变化的判断,“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鞑事略笺证》,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在历史上,蒙古人曾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和干支纪年,后又袭用金朝的大明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编制了《授时历》,经元世祖忽必烈下诏,颁行全国各地。《授时历》将回归年长度确定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历。
 
 
 
    编辑: 李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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